李云龙：我为死刑犯辩护
死刑不是惩治罪犯的灵丹妙药。对于刑事犯罪，中国的《刑法》并没有停止过“升级”，
但却没有遏止犯罪率的持续上升。江西律师李云龙认为，中国应该酌情减少死刑，尤其经
济犯罪并没有危及生命，应当不适用死刑。
李云龙
李云龙被人们称为“能把死人说活的人”。
翻开他的办案手记，可以看到如下记录：
夏良贵，因强奸杀人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刑；
魏珍宝，因投毒杀人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刑；
张跃平，因抢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金五华，因故意杀人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
这是李云龙从业18年的收获与骄傲。其间，这位江西名律师一共代理刑事、民事等各
种案件260起，曾为16名被处极刑的犯人进行辩护，结果其中12人死里逃生，有人已经重
返社会。
“把死人说活”的秘诀
对于南昌新建县木槁村的少年夏良贵来说，他在1997年6月2日犯下的错误不可饶恕。
那天，他借宿于同村女孩夏慧家中，趁夏慧家人睡熟之时强暴了这个女孩，并在事后将其
掐死。
1998年9月30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夏良贵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
几乎绝望的夏良贵家人找到李云龙。李云龙发现，公诉人认定夏年龄为19岁，其依据
是夏的家谱，以及学生证上的登记。家谱是封建社会的东西，可以随时修改；而学生证的
上的年龄同样不具备法律效力。认定夏良贵年龄的唯一合法证据，应该是他户口本上的登
记。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取证，李云龙证实夏良贵是未成年人。出庭辩护的那一天，李云龙
拿出了夏良贵出生日期为1979年8月20日的大量证据。由于夏实施犯罪行为是在1997年6月
，当时还未满18周岁，这可以证明夏良贵属于未成年犯罪。
中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1998年11月20日，江西
省高院在终审判决时，改判夏良贵为无期徒刑。
四年后的今天，当李云龙对《新闻周刊》谈起当时的辩护经过，仍有几分得意。但他
并不同意人们对自己“能把死人说活”的赞誉。“法律就是法律，它不会因人而有所改变
，我所做的只能是提供事实和阐述法律。夏良贵一案，我只不过是因为熟悉法律，认真调
查取证，抓住了案件的关键。法律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很多权益，律师的作用就是尽量维
护被告人的权益。对于其他案件，同样如此。”
人命怎能不如狗命？
声名鹊起的李云龙，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救星”。他的名片上印有两部手机号码，
因为请他辩护的人太多，北京、广东、上海，几乎全国各省。他的爱人说，老李每月的手
机费都要超过3000元。
但作为江西社科院法学教授，李云龙把自己的另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于死刑的研究上
。他说：“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可以挽救更多人，这比单纯为某一个人辩护更有意义。
”
他的这种感受，很大程度来源于1992年接手的一个案子。
江西省南丰有一个年轻人，因盗窃价值3万元的香烟而被判处死刑。犯人的家属找到
李云龙，请他出庭担任辩护律师。但当时中国适用的《刑法》出台于1979年，其中规定：
个人盗窃公私财产数额超过3万元，即应被处死。李云龙回天无求，眼看着这个仅仅26岁
的年轻人被押赴刑场。
两部手机:找李云龙辩护的人络绎不绝。
“我冤枉！我没有人命案，我只偷了3万元！”犯人临死前的哭喊，让李云龙很长时
间难以平静。而被偷窃的单位也曾经找过李云龙，说只要对方补偿3万元的经济损失，他
们也不想让此人落到如此下场。然而，法律毕竟不是儿戏。
从此，李云龙以盗窃罪使用死刑的标准为课题，开始了对死刑的研究。
“以个人盗窃3万元作为死刑的起点线，并不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李云龙说
，“我记得那时候，某省有这样的案例，某人因盗窃6只狮子狗被判死刑。因为在当时，
一只名贵狮子狗的价格就超过了5000元，此人一共偷了6只狮子狗，总价值超过3万元。这
岂不是人命不如狗命？”
1996年，中国新《刑法》出台，立法者采纳了李云龙等人“盗窃普通财物不宜判处死
刑”的建议，将其写入新《刑法》第264条。如今的《刑法》中，盗窃3万元不能判处死刑
。
从1992年至今，李云龙与他人合作，一共出版了4部有关死刑的专著。其中他与现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共同撰写的《死刑制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最早的研究死
刑的法学著作，《法制日报》曾对其进行大篇幅报道。该书版本流传到日本，引起了极大
反响——明治学院石川武彦博士、札幌学院法学部部长凌木敬夫等学者将其翻译成日文出
版；而台湾一知名出版商立即赶往江西，约请李云龙撰写《死刑论》。
仅靠死刑不能抑制犯罪
在有关著作中，李云龙将中国的死刑与其他国家进行了详细比较。据统计，目前世界
上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16个国家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了死刑，有30个国家虽
有死刑，但不执行。另有很多国家，虽没有废除死刑，但在一定范围内限制死刑的运用。
而在中国，《刑法》中共有罪名414个，其中死刑73个，占17.7%，是一本重刑法典。
“在现阶段，中国废除死刑的条件远远不成熟。对于那些危害社会治安的重大案件，
如张君案的主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在立法上逐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坚持少杀政
策，这种观念应该为我们所接受。”李云龙说。
李云龙认为，目前中国犯罪量的上升，是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综
合治理。在20世纪5、60年代，中国每年犯罪量在20万起左右，70年代达到60万起，而到9
0年代每年都要超过200万起。但纵观其间，中国的《刑法》并没有停止过“升级”，尤其
是1982年“严打”之后，从重从快地判处和执行了一批死刑犯。所以，死刑不是惩治犯罪
的灵丹妙药。《刑法》的功能在于及时侦破，惩治重在综合治理。
“从古代的炮烙、车裂到中世纪的绞刑、斩首，再到今天的枪决以及注射毒药，死刑
行刑方式的转变，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同样，减少死刑、废除死刑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